正说清朝十二帝(10)同治帝载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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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载淳,6岁登极,在位13年,19岁病死。年号初定为“祺祥”。“辛酉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意为共同治国。

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十三年(1874)死去,实际亲政只有一年多。同治6岁 继承皇位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慈禧皇太后,另一个是他的皇叔父恭亲王奕沂。这种关系很像顺治皇帝同孝庄太后、皇叔睿亲王多尔衮的关 系,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当年孝庄太后是在后台懿训辅政,而慈禧太后是在前台垂帘听政;二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七年就病死,而恭亲王奕沂做议政王直到 同治死。关于同治与叔父恭亲王的关系,我们将结合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示。先说同治皇帝与母亲慈禧太后的关系。

慈禧的地位很特殊,辛酉政变后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慈禧皇太后是同治的第一位老师,又一直掌握着朝政大权。慈禧掌控同治、光绪两代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48年之久。因此,讲同治不能不先讲慈禧,而讲慈禧不能不先了解慈禧的身世。慈禧身世异说同治的母亲慈禧太后,由于她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其身世,有多种异说。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除北京说之外,还有五种说法:(“甘肃兰州,(2)浙江乍浦,(3)内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芜湖,(5)山西长治。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人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根据清官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一年(1831)时是笔帖式,道光十四年(1834)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十九年(1839)时是八晶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1846)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二十九年(1849)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调任安徽徽(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广(广德州)道的道员。

从慈禧之父惠征的履历看,他曾先后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任职。那么,慈禧出生在何处?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官宦之家的女子,会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近半个世纪的圣母皇太后。近几年,北京的学者从清官档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这在档案中叫做“排单”。其中有咸丰五年(1855)慈 禧的亲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了醇郡王奕诣的嫡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排单”上明确记载:此女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 叫惠征,最高官职做到正四品的道员。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这份“排单”认定,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辟才)胡同。所以,这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成门内华嘉寺胡同;到民国初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旧地在阜成门内华嘉寺14号。 劈柴胡同距华嘉胡同很近。慈禧的父亲属于满洲镶蓝旗,应当住在劈柴胡同一带。此外,还有人认为慈禧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清朝的皇帝》记述:“慈禧母家 在东城方家园,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征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有书说:“恭亲王曾 慷慨言之:‘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注云:“方家园在京师东北角,为慈禧母家所在地。“慈禧之弟照样,袭承恩公。《翁同解日记》同治九年(1870)八月十七日记载了慈禧母亲发丧一事:“昨日照公(照样)母夫人出殡,涂车刍灵之盛,盖自来所未有,倾城出观,几若狂矣!沿途祭棚络绎,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李鸿藻)未往,颇忤意旨。“慈禧家的具体地点至今没有解决,慈禧人宫时选秀女的“排单“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慈禧的出生地点以及身世仍存在着如下五种异说。

第一,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今永昌路179号院)。但是,经过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小文,题目是:《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间, 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这篇文章又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 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学者查阅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 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晶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官职也不对,在京师是文 官,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品级也不合。

第三,慈禧出生在安徽芜湖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影视多是这么说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一个情节,兰贵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在圆明园“桐荫深处”唱一曲缠绵小曲,咸丰皇帝听得如醉如痴,从此博得宠爱。显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孤立地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就像北方人会唱黄梅戏,不能以此证明出生在安徽一样。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1851)人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道的道员。清代的绥远城,今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这种说法又称为内蒙古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风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文献记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15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18311837),在归化城做官,当过副都统。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过。以上就成为慈禧出生归化(今呼和浩特)说的一个历史的影子.慈禧的母亲不可能从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为这在当时既路途遥远,也不合礼法。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说。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4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11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人宫,成了兰贵妃。说慈禧是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1)王姓家谱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直续谱到现代。王氏家谱上更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是后来重抄的。(2)当地还传说:在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人宫前住过的院落。(2)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3)在 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上面的传说,有文有物,具体生动。长治地方众口一词,画 押证明,说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上述动人的传说,真是太传奇了。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 但是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再加上慈禧在咸丰身边的政治阅历,使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慈禧在咸丰皇帝死后,帝后集团与帝胤集团结合,发动宫廷政变,摧毁“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这场政变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即农历辛酉年,所以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

同治继承皇位后,在位的13年 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清军攻占南京,太平天国失败。大家对此很熟悉,就不讲了;第三件是同治新政;第四件是 重修圆明园。下面讲辛酉政变。在上文提到,咸丰皇帝的第三错,是临终前错定了顾命大臣。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 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 性。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沂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 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 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枯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沂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悖亲王奕谅、七弟醇郡王奕谡、八弟钟郡王奕诒、九弟孚郡 王奕谅,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鎏等人。文祥,满洲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军机大臣。英法联军逼京师,咸丰帝决定巡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 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师。军机大臣中独其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桂良,满洲正红旗人,为奕沂岳父,官湖广总督、直隶总督、 东阁大学士。咸丰赴热河,同奕沂留守。宝望,满洲镶白旗人,道光进士,署理户部三库事务。咸丰至热河,调帑银20万两修茸行宫,宝鎏“以国用方亟,持不可”,而受责降级。

道光进士,人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书,又授六阿哥、八阿哥读书。咸丰时任上书房总师傅,拜体仁阁大学士。对肃顺兴大狱心存不满,载垣等请褫(chi)其顶带,归案讯质,被降五级,革职留任。翁心存、祁寓巾n)藻、 彭蕴章,他们都是上书房的师傅,翁、祁、彭“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贾桢,山东黄县人,道光一甲二名进士,后擢侍讲,人直上书房,授皇六子奕 沂读书,后任武英殿大学士。咸丰赴热河,命桢留守,桢“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人”。所以,奕沂周围这些人的特点:一是汉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 多,三是对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议咸丰在京主政者多,五是议和后请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官员年富力强者多。以奕沂为首的“北京集团”,得到两宫皇太后与同 治皇帝的支持。以上两个朝廷集团,咸丰承德断气之日,便是开始较量之时。

政变过程

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2)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3)授予皇后钮枯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十八日,大行皇帝人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皇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那拉氏(生母)为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初一日,恭亲王奕沂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的梓宫。《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沂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沂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2个小时。奕沂在热河滞留6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沂,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沂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奕误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 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 大臣“哓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 不让,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十八日,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误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谩做步军统领。奕误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误又兼管善扑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沂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谡缮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2)以 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枯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 王仁寿、醇郡王奕谩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谩管善捕 营事。“这可能同奕诅逮捕肃顺事有关。

十月初一日,命恭亲王奕沂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 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整、文样为军机大臣。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初五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 怡亲王载垣等拟定‘棋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棋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 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柘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 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 皇帝位。二十六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奉慈 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 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沂立于左,醇亲王奕诣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沂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 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乎宝鉴》,作为给两 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解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 “祺样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奕忻30岁。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沂,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 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沂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沂,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沂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 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沂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 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沂,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到皇宫,其间74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4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3天。 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沂,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 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匕》记 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 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 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沂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 ”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沂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 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沂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沂联合 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 构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沂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同治新政

同 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 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 垂帘听政、议政王奕沂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沂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设立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120)正 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 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总 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 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 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 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出洋考察。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人,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和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沂请6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奕沂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斌椿,《清史稿》无传,旗人。当时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63岁的斌椿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为政府官员中赴西欧考察的“东土西来第一人“。同治五年(1866)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 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 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 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10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当时的薪,汉文教员年薪100两,外国教师年薪1000两。同文馆学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担,每月另发10两津贴。月课合格者奖银32两,季考合格者奖银48两,岁试及格者奖励72两。若三次考试都及格,共得奖银152两,加上每月津贴,每年得银272两。 后奕沂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采西学“、“制洋器”,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有人说: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 根固本“。也有人认为:设立同文馆将使中国传统丧失,令中国官员士子向外人学习技艺,不仅是一大耻辱,而且将使中国“变而从夷”。京师流传出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沂为“鬼子六”。前门外墙壁上出现“揭帖“,上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此 帖里嵌着“同文”二字,讽刺设立同文馆,中国将丧失传统文明。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道:“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 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有人将当年春旱,渲染为“天道示警”,攻击是奕沂等人倡行“西学”而致,乃纷纷上折,要求同文馆停止招 考。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也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 数而能起衰振弱者。“认为不必向外国学,以中国之大,“必有精其术者”。奕沂等递上驳斥倭仁的奏折:仅尚空谈,不切时务,中国将愈益落后。英、法皆小国, 却几次打败中国,所恃者正是科学技术。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败再败。并请倭仁保举“精其术者”。倭仁保举不出人才,只好退让。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 使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98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72名,其中30人是为了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10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的八旗子弟合为一班。后在上海、广州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招收满、汉子弟入学,只开设外语课,请美国人做教师。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8年,至此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之规模。作为第一所近代学堂开办起来后,它带动了其他近代学校的出现。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并人京师大学堂。它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同治五年(1866)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派留学生出国。同治十一年(1872),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纺童出洋”。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分不开。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人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家长想让他学成后做买办。后该校教员、美国人布朗回美国时,容闳随他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之一。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人耶鲁大学,攻读4年,于咸丰四年(1854)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容闳为其幕僚和译员。他多次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同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上奏派留学生的章程,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此事。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幼童留学生年龄一般在1216岁, 出国前在上海培训。因为当时风气未开,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向其父介绍留学招生 一事,并劝他送詹天佑报名。但其父要儿子走科举正途,而不愿意出去留学。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 女儿许配给他。他父亲才愿送子出国,当时詹天佑才12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的英语,了解美国情况。学校要求极严格,学习差的经常受体罚,幼童们都很努力,完成了预期学业。同治十一年(1872)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有四批120人 赴美国留学。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 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 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监督留学的官员陈兰彬等,以留学生学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 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将留美学生撤回。 总理衙门大臣奕沂虽是要求实行新政的人,他对留学生违背“祖训”却接受不了,便奏请于光绪七年(1881)五月,“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留美学生自同治十一年(1872)首批出洋,至光绪七年(1881)撤回,最长者达9年。出国时的1216岁的少年,归来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内阁总理1人;加人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

()洋 务求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它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 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奕沂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 时就进行过了,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安庆军械所办成,并很快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集合起湘军军官、幕僚试看演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鸟枪、抬枪和土炮的确强多了。湘军和幕僚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

海军建设,主要还是向外国购舰。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转向德国订购战舰。同治三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四年(1865), 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在虹口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高昌庙,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 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 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15艘军舰,最大者为2800吨,小者只有数百吨。金陵制造局。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到光绪初年,该厂计有三个机器厂,还有火药、火箭、水雷等工厂,规模也很大。福州船政局。设于同治五年(1866),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的造船厂。该厂所聘洋员分别任监督和副监督。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该局由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

同治八年(1869),该局造出第一艘轮船,取名“万年青”,到同治十三年(1874),共造出轮船15艘。此后外籍工匠全部撤走,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接管技术工作。到甲午战前,又造轮船20艘。中法战争前制造的轮船质量较差,全为木壳船,直到光绪十年(1884)才 能制造铁甲舰,其造船技术一直未见提高,同英、德等国所制的铁甲舰和巡洋舰皆无法相比,中法战争之前所造的军舰多数毁于中法马尾之战中。江南制造局、金陵 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皆为李鸿章直接控制,这三个军事工业统称为“北洋三局”。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对吸收西方先进科学 技术和科技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重修圆明园之争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同治帝亲政,时年18岁。 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 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慈禧退帘后, 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九月,同治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 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恭亲王不好完全拒绝,报效银2万两,指令户部先拨银2万两。拨款之后,朝廷震动。接着百官疏奏,反对重修圆明园。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责。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又下谕将游百川革职。经过一段准备,十三年(1874)正月,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先后开工。四月,同治视察圆明园,慈禧亲自看取图样,应修殿宇不下3000余间。七月初六日,发生广东商人李光昭自称“圆明园李监督”,借购修园木料诈骗白银30万两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对。同治帝仍不理睬,继续其工程。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 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同治帝与十重臣几番面对面地辩论,他明知错误,仍不悔改。当大家一再 反对时,同治帝准备发上谕,以十大臣“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宣布将十大臣革职。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据吴汝纶日记载:召见时“两宫 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没有发布,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 海。在奕沂等谏阻下,同治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舌!“二十九日,停止圆明园工程。重修圆明园工程是慈禧的懿旨,奕沂等的谏阻,触怒了慈禧。三十日,同治帝上谕:“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此次补盖、添建、粘修、揭瓦后基本成型的殿阁亭榭等100500

初一日,同治发出上谕:“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安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爵罔替,降为郡王尸…·著加恩赏还亲王世爵罔替“云云。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十二月,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他的死因,是个疑案。同治死因疑案同治6岁到14岁 期间,每天应景做皇帝,到养心殿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他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弘德殿读书。同治从小没有得到严父的教育,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都 没有文化,不得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们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文化的熏陶。同治贪玩,不爱读书,“见书即怕“,不好学习,没有 长进。他的师傅教他学习看奏折,但他“精神极散”;听讲奏折,也极不用心。他的伴读奕详、奕询,本意在陪同读书、互相激励、彼此切磋,实际上往往代其受 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在课堂上,“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实在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同治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 学》皆不能熟”。同治皇帝就其个人来说,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独尊荣光,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没有兄弟竞 争便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他人生的喜剧。但是,同治也有人生的悲剧—他短暂的19年就有六大不幸:幼年丧父是为第一大不幸!童年担当社稷重任而不能享受正常童真快乐是为第二大不幸!同圣母皇太后关系不好是为第三大不幸!婚姻不如意是为第四大不幸!无子无女是为第五大不幸1 19岁便早亡是为第六大不幸!下面简单说一下他的后妃。同治有一后三妃,其中皇后的人选:慈安皇太后喜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皇太后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两宫太后,意见不一,要同治自选。同治选定蒙古正蓝旗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于是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17岁,皇后19岁。又册富察氏为慧妃。

皇后的祖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外祖父是郑亲王端华。皇后的父亲崇绮,是有清一代惟一的“蒙古状元”,是有清一代满洲、蒙古以汉文获翰林院修撰的第一人。满蒙士林,以其为荣。同治九年(1870), 选侍讲,后充日讲起居注官,再调盛京将军。义和团事起,崇绮同朝廷勋贵多人信仰,事败之后,随荣禄走保定,住居莲池书院,自缢而死。崇绮妻,瓜尔佳氏,在 京师陷落时,闽门死难。《清史稿·崇绮传附崇绮妻传》记载:“崇绮妻,瓜尔佳氏,先于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帖式廉 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人坑坐瘗(),阉门死难。“皇后出身于官宦名门、诗书大家,自幼 习书达礼,性格耿爽,不善阿谀。据记载,皇后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美而有德”,且文才好。皇后幼年在家,崇绮亲自授课,读书聪颖,十行俱下,“后幼读 书,知大义,端静婉肃,内外称贤。及正位六宫,每闻谏阻,自奉俭约,时手一编“。她被册为皇后,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据说不久怀有身孕。慈禧皇太 后不喜欢这个皇后儿媳妇,常找碴儿难为这位小皇后。慈禧不许她与同治皇帝同房,而要同治对慧妃好。同治帝不敢违抗,但他不喜欢慧妃,只好赌气独宿养心殿, 生活寂寞寡欢。因为慈禧处处刁难,皇后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同治病重,皇后护侍,也遭到慈禧的诃责。《我的前半生》记载:同治病重,皇后前去养心殿探视,二 人说了些私房话,被慈禧皇太后知道。慈禧怒不可遏,闯入暖阁,“牵后发以出,且痛扶(chi)之”,并叫来太监备大杖伺候。据说皇后情急之下说了句:“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留媳妇的体面!“慈禧一直以侧居西宫为遗憾,也为咸丰临终前没有册封自己为皇后而不满。慈禧动怒,同治被吓晕,病情加重。慈禧见状,才未对皇后动刑。

同治之死,慈禧将责任栽到皇后头上。皇后阿鲁特氏见同治皇帝死,大恸大悲,不思饮食,吞金自杀,获救得生。皇后之父崇绮,奏告慈禧皇太后。皇太后回答:“可随大行皇帝去罢!”皇帝死了,尚未入葬,称大行皇帝,就是说可以随夫殉死。崇绮将此话告诉女儿。而且慈禧不为同治立嗣,却让同治堂弟兼姨表弟载湘继承皇位,实际上是不为皇后留余地。皇后只有自尽一条路可走。光绪元年(1875)二月,同治帝死后75天, 皇后阿鲁特氏“遽尔崩逝”,年二十二。野史或谓:皇后阿鲁特氏怀孕,慈禧恐其生男孩,将来缵承大统,自己不能垂帘听政,故逼其死。同治生活放纵,同家庭关 系不和谐有关。据说:同治既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有人给他进“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他常到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 如、春眉,娟小风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 色,渐致忘返。“据记载:醇亲王奕课曾经泣谏其微服出行,同治质问从哪里听来的?醇亲王怫然语塞。又召恭亲王奕沂,问微行一事是听何人所言7.答:“臣子载潋。“同治微行,沸沸扬扬,既不能轻信说其有,也不能断然说其无!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同治之死,传说颇多,主要有死于天花、死于梅毒、死于天花和梅毒三说。

主同治死于天花说。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解日记。翁的日记记载:同治于十月“二十一日,西苑着凉,今日(三十日)发疹“。十一月初二日,“ 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又记载:“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初九日,召见御前大臣时,“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上谕云:“朕于本 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悼亲王等合词吁请静心调摄“云云。经学者研究清官历史医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后认为:同治帝系患天花而死。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后,太 医公布病情与药方,宣布同治之病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对同治之病,不是积极地寻求新医药和新疗法,而是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 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人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7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可望12天 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一身疮痍的同治,在皇宫求神祭祖的喧 嚣中离开了人世。他死在养心殿,这里恰是他的祖先顺治被天花夺去性命的寝殿。《崇陵传信录》记载:“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近年专家们发现了御医给同治看病的《脉案》。医学史专家对相关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死于天花。主同治死于梅毒说。也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解日记。

野 史中也有载述,《清官遗闻》记载,同治到私娼处,致染梅毒。翁同骶日记云: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 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又记:太医云:“腰间溃如枕,其口在边上,揭膏 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再记:见“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 已深。“李慈铭日记也记载:“上旋患痈,项腹皆一,皆脓溃。“但他又说:“宫廷隔绝,其事莫能详也。”但清官史专家指出,清朝的典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皇 帝私自从紫禁城里出去寻花问柳,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同治重修圆明园计划遭百官反对而失败后,百般无聊,便在太监引导下,微服出宫,寻 欢取乐。时外国人可能已知同治帝之病,如美国公使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说,同治皇帝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然而,同治 帝是一国之君,太医开方要经过严审,出于为君者讳,是不能公布病症实情,也不能按病开方,下药不对症,医治无疗效。主同治死于天花梅毒说。也主要是根据历 史档案与文献资料推断。御医诊断同治的症状是: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腿痛盘挛,头颈、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看法是:同治或先患 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两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而死。

民 间对于同治皇帝死因有种种说法,清朝官方则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同治到底是死于什么病,成了一个历史疑案。同治死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召悖 亲王奕谅、恭亲王奕沂、醇亲王奕谩,孚郡王奕掘、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激、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勖、景寿,军机大臣宝鎏、沈桂芬、李鸿藻, 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直弘德殿徐桐、翁同拆、王庆棋,南书房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邮、张家骧人,奉懿旨,以醇亲王之 子既是同治的堂弟,又是同治的姨表弟,人继文宗(咸丰),为嗣皇帝。《清史稿·穆宗本纪》论曰:“ 冲龄即祚,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父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尸同治年间,机遇难得:内处“太平军”与“义和团”两大 社会动荡之间,外处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太后垂帘,亲王议政,宫府一体,尚能协和,推行新政,有一定成效。同治寿短病故,继承大统,就是光绪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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