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 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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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又名重午、端五、蒲节,时在农历五月初五。端有“初”的意思,故称初五为端五。夏历(农历)的正月建寅,按地支顺序,五月恰好是午月,加上古人常把五日称作午日,因而端五又称重午。端午节传遍全国各地,主要分布于广大汉族地区,壮、布依、侗、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也过此节。



端午节的起源有许多传说,如纪念屈原投江、始于五月五日毒日的禁忌、越王勾践训练水师、纪念伍子胥投钱塘江和曹娥救父等等,这些说法经过历代加工,与端午的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



端午节的主要活动有:1.纪念历史人物;2.划龙舟;3.吃粽子;4.各种防五毒习术(贴端午符剪纸、挂艾草菖蒲、佩戴香包等避邪物、兰汤沐浴);5.游戏,如玩斗草、击球、射柳等。与端午节相关的主要器具、制品有龙舟、粽子、五毒图、艾草菖蒲、钟馗画、张天师画、屈原像等。



端午节起源于民间习俗,其中有不少活动都是健康向上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端午节渐渐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有较强的生命力。端午节对研究民间习俗的发展有重大价值,由于它是多民族共享的节日且包含跨国习俗,因此对研究民族文化往来、国际间文化交流、传统体育竞技、饮食文化等均有重要价值。



端午节中的划龙舟、吃粽子很好地保留下来,并获得健康发展。有鉴于此,端午节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应加以科学的引导,使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活动更为丰富。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夏季里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一般传统的说法,都认为端午节起源是纪念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投汩罗江而死;但还有另一种说法是:端午节源于对恶日(也称“毒日”)的禁忌。因为时值农历五月,正是仲夏疫厉流行的时节,俗称“恶月”(也称“毒月”),端午节这一天俗称“恶日”,正是“诸虫百毒尽消灭”的传统节日。针对五月恶月,民间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直到现在,还可以从端午节许多的习俗中,找出驱邪避毒的痕迹。下面让我简叙舟山旧时端午节的习俗。



悬菖蒲、艾草——菖蒲生长于溪间沼泽中,叶形如剑,全年芳香,可作香料,驱除蚊虫。艾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杀虫、灭虫,预防传染病的作用。端午节前后,舟山民间喜欢用鲜菖蒲、艾草插挂在家门口及门窗上,让中草药的清香气味持续均匀地飘浮在每个角落。



挂香袋、系五彩线——端午节做香袋,香袋里装有白芷、丁香、木香、佩兰、艾叶等中草药末。这些中草药末缝裹在精致的布袋里,香气浓郁清醇,发挥性很强,可垂于门窗、眠床旁;也可让孩子们挂在脖颈,让老人随身携带,有清神、益气、去湿、驱虫、防疫之效。这正好比给孩子和老人挂上个“空气清新器”。端午节,舟山民间喜欢用五彩线系在儿童手腕上(男左女右),俗称“长命线”,以祈求压邪避毒,长命百岁。



酒雄黄水、饮雄黄酒——每年端午节正好是梅雨天气,阴湿多雨,细菌容易繁殖。舟山民间在这一天,在室内外、墙角落洒些雄黄溶液,具有杀菌杀虫、驱秽、避瘟等作用。端午节舟山民间还有特意饮一点“雄黄酒”的习俗,其实这是十分危险的。雄黄又名鸡冠石,主要化学成分为四硫化四砷,遇热或煅烧后成为三氧化二砷,即人们熟悉的砒霜。所以,雄黄酒不能饮,以防中毒。



吃粽子、吃乌馒头——粽子古称“角黍”,是由当初竹筒米饭发展而来的。舟山民间粽子以箬叶包裹,用线缚之。为三角锥体形。长期以来,以糯米粽为主,剥去箬壳后白莹如玉,清香扑鼻。



端午节吃乌馒头——这是别有海岛特色的饮食风味。民国时期,定海城里横街“姚顺兴糕团店”以制作花色点心为专长,每逢端午节前后,就有乌馒头上市,除出售给城里居民外,还由商贩远销到渔农村。此外,还有中大街“瑞和糖坊”也有特色的乌馒头上市,深受顾客欢迎。



如何吃粽子能够解腻呢?



另类吃法一——喝热红茶解腻。粽子因为多油,多吃容易腻,而且糯米又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因此粽子吃多了会容易让人感觉到腻,食滞。东莞凯悦酒店大厨陈师傅介绍,热的红茶有去油腻的作用,吃粽子的同时喝点热红茶可以起到很好的解腻消滞作用。陈师傅介绍,吃粽子的时候拿红茶来配就可以了。红茶不需要特别指定哪一种,但是一定要是热的,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解腻作用。同时,陈师傅还特别介绍,吃粽子的时候不要喝冷饮,喝冷的东西更容易让糯米凝固,更不易消化,让人感觉到滞胀。



另类吃法二——莞香茶叶助消化。除了一般的红茶,一种东莞土生土长的茶叶也利于人们在吃粽子时品尝,可以起到助消化去暑的作用。这种莞香茶叶更像一种中药,是东莞老中医刘石坚推荐的一款茶叶。这种莞香茶叶是大岭山上一种野生的小灌木,一米多高,叶子摘下来后晒干,再加工就成了茶叶,有解暑、清热解毒、消食、降血脂、降火等作用,在吃粽子的时候配上它,有助于消化。茶叶放进水里泡开后,有着淡淡的黄色,拿近来闻,有一种带点酸带点甜的山楂味道,有一种提神的感觉,喝进口里,淡淡的,刚好冲淡粽子的味道。花园粥城黎平介绍,这种茶叶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喝了,它满山遍野地长在大岭山的山上,许多人会把它砍回来当柴烧,而一些人则会拿来泡茶喝,在盛夏的时候可起到解暑助消化的作用。



另类吃法三——吃粽子配炼奶。东莞的枧水粽外皮清淡无味,许多人喜欢在上面蘸些蜜糖吃,不过东莞的蓝小姐告诉记者,她喜欢用炼奶来配粽子吃。把粽子切成块后,蘸上炼奶,既不容易腻,又可以让清淡的粽子变得有味道。粽子要选用枧水粽,如果选用的是咸粽,又甜又咸的味道吃多了容易让人感觉到腻。蓝小姐说,这种吃粽子的方法容易让人联想到西式的餐点,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是她吃粽子时最喜欢的。



另类吃法四——蛋皮煎粽块。外面一层是薄薄的蛋皮,里面则是切成块的粽子,咬下去外面香脆,里面酥软,而且有着浓浓的粽子香味,这样的粽子像一道点心,更像一道菜。可以把粽子做成一道菜式,大家一起分着吃,每人一块,在品尝粽子的美味的同时,也不容易感觉到油腻。这种粽子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粽子切成块,然后在锅里摊开蛋皮煎好,把粽子放进去,包起来一起煎,这样就可以达到外脆内软的效果了,这样的粽子放在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史记·屈原列传》开宗明义,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说明屈氏家族是与楚王同姓的王室贵族。楚王姓熊,屈原姓屈,他们怎么会同姓呢?这里面有个穷本溯源的问题。我们今天通用的许许多多的姓,是从古代少数几个姓中衍生出来的。古时候姓的起源很有意思,在母系社会里就有了姓。那时候的婚姻是很原始的群婚制,男女之间的结合是随意性极大的“偶合”与“野合”,孩子生下地,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只好跟着母亲姓。因此,最早几个姓都带有女字旁,如:姬、姒、妊、姜等。随着人类不断地繁衍生息,婚姻制度的进化,一片片土地的开发利用,原来的那几个姓不够用了,发展到以部族名、朝代名、国名、地名、人名为姓,如:唐、虞、夏、商、周、齐、楚、燕、秦、韩、赵、魏、鄢、郑、邓、隋,王、后、公、侯等;有的以动物名为姓,如:马、牛、羊、鹿等;有的以植物名为姓,如:桑、苗、杨、柳等;有的以矿物名为姓,如:金、银、铁、锡等;有的以颜色标志为姓,如:朱、黄、蓝、白、黑等。还有许多许多,需要人类去发现,去选择,不像今天我们有了《百家姓》、《千家姓》和《万姓统谱》,子女随着父亲的姓起个名字就行了。熊、屈二姓都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高阳帝名颛顼(专虚),高阳氏是他的号。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按理他应该有姓,因为黄帝姓公孙,后改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但史籍没有标明颛顼的姓,我们不能按今天子袭父姓的通例任意给他加个姓,因为古时候姓氏的来源太广泛了,有名无姓、有号无姓的情况也常见。



熊、屈二姓虽然共着一个远祖高阳氏,但只能算同源,还不能算同姓。直到高阳氏传到他的第五代孙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第六个儿子名叫季连,随羊叫声姓“咩”,熊、屈二姓都是季连的后代。《史记索隐》引《系本》说:“六曰季连,是为咩姓。季连者,楚是也。”又引宋忠说:“季连,名也,咩姓,诸楚所出。”


     熊姓什么时候从咩姓中分化出来的呢?远在周文王还是西伯(商的封爵)的时候(约公元前11世纪),季连有个后裔名叫鬻熊,辅佐周文工有功,却过早地去世了。鬻熊有个儿子名叫熊丽,是从他父亲的名字里截取了一个“熊”字来作姓.熊姓便从这个时候起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文王的儿子姬发推翻殷商王朝建立西周王朝,是为周武王。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姬诵继位是为周成三,做了一件颇得人心的好事:奖励选拔对王室有贡献者的后代。因为鬻熊曾经是他祖父周文王的老师,他便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爵,居丹阳。熊绎便成了楚国的开国之君。后经精明强干的楚人苦心经营了数百年,中国南方有了一个由熊姓统治的强大楚国。



屈氏家族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楚子玢冒十七年(公元前741年),玢冒卒,其弟熊通杀死玢冒的儿子自立为楚君。他自恃武力,要挟周王朝封他最高爵位,周桓王不准,他便无视周天子的王权,大言不惭地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自立为楚武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诸侯王。封地位居莫敖、屡建战功的儿子暇“食采于屈”,号“屈侯”。“屈”便成了公子吸的世袭俸地。公子暇以“屈”为姓,从此,中国便有了一支姓屈的名门望族。严格地说,熊、屈都不是姓,而是氏。王逸《离骚注》说: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林宝《元和姓纂·屈》说:“楚公族,咩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建、屈到,三闾大夫屈平字原……并其后也。”古代姓和氏有一定的区别。姓是有血缘关系的整个部族的共同称号,氏只是某个支系的称号。熊氏是咩姓的分支,屈氏是熊氏的分支,熊以人名为氏,屈以地名为氏,他们共同的祖先姓咩,所谓熊、屈同姓就这么个来历。



《史记·屈原列传》叙述屈原作《怀沙》后“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贾谊途径湘水作《吊屈原赋》,说屈原“自沉汨罗”。刘向《屈原传略》载屈原“遂自投汀水汨罗之中而死”。班固《离骚赞序》亦载:“不忍浊世,自投汨罗。”汉代关于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说法除以上所述之外,王逸、庄忌、东方朔等人亦为此说。但是,到了宋代,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却对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说法提出质疑,甚至予以否定,认为屈原没有投汨罗之事。



宋代兴起的屈原“自投汨罗以死”之否定,源于李壁、林应辰等人。李壁,字季章,是南宋宋宁宗时的参知政事。他在注释王安石《望闻之解舟》(1)一诗中有一段注语,注语里有他为辩证屈原投汨罗所作的一首诗,并说是“往过秭归,谒清烈庙”后所作。他在注语中说:“予尝屈原自投汨罗,此乃祖来传袭之误。”综合注语及其诗之内容,李壁所述理由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屈赋中追随彭咸只是一种设想,并没有真正实现“投水”。他说:“所言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章句所载吾亦葬江鱼之腹中,此亦桴浮海之意耳。孔子岂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尝有捉月事乎?”其意思是说《离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吾宁葬江鱼之腹中”,均与孔子所说的“乘桴浮于海”和传闻李白“捉月”一样,只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是一种面对困境的设想,而不是发生的事实。并说:“世传原沉流,殆与称太白捉月无异。”二是对屈原的作品表示怀疑。他说:“盖平《怀沙》既作之后,文词尚多,岂真绝笔于此哉?”又说:“‘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词,原安得先沉流而后为文,此是明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在该诗中又说:“《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李壁认为《怀沙》不是屈原的绝笔,《悲回风》、《惜往日》不是屈原的作品,而与宋玉、景差的作品类同,是后人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三是对前人在屈赋中的一些解释表示否定。例如他认为屈原作品中不会存在歌颂伍子胥的内容。



李壁的说法公开后,引起宋代其他人的附合。宋理宗时的大学士魏了翁在《鹤山集》中说:“又闻李季章说屈原未尝投水,盖将从彭咸之所居等语,有此语而实未然也,虽新奇亦有此理。”(2)他还将李壁的有关注语和诗全部抄录在他所著的《经外杂钞》之中。宋人林应辰的《龙岗楚辞说》、范成大的《三高祠记》、程大昌的《考古编》等,均有与李壁相似的说法。宋代李壁等人虽然否定屈原“自投汨罗以死”,但并不是否定屈原的存在,与后来廖平、胡适等人的“屈原否定论”有根本的区别。他们仍赞扬屈原,如李壁注语中的诗曰:“谒节扶颠危,虽抱流放苦,爱君终不衰,鸣乎义之尽,永世垂忠规。”



明代又兴起了屈原是否“自投汨罗以死”的争论。汪瑗的《楚辞集解》是较有影响的楚辞研究论著,他就是明代否定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主要代表。他认为,贾谊、司马迁、刘向等汉代人关于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说法,是得之于传闻,而且没有楚国文献可证,因为只是口耳相传,所以缺乏考据,不足为信,并说:“非楚有文献足证,信以传信之言也。”又说:“但圣贤之去国,非欺君卖国所可同,盖以为道在吾,不可自我而绝也。圣贤固不苟生,亦不苟死也。如此,孰谓屈子未尝去楚乎?孰谓屈子果投江而死乎?虽然屈子之去楚者,亦去楚廷,离党人,而隐于山林中,又未尝去楚而事他邦也。”汪瑗认为屈原为圣贤之类,必不肯自沉于水。通阅《楚辞集解》,可见汪瑗否定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理由,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屈原反复申言“愿依彭咸之遗则”、“将从彭咸之所居”等不能视为“自投汨罗以死”的证据。王逸说彭咸是“殷圣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洪兴祖也说彭咸是“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而汪瑗说通过考证,认为彭咸就是彭祖、彭铿,“乃古之有德有寿之隐君子也”,并非投水而死,而是隐居山林。第二,认为屈原实际没有投水。说屈原作品中“虽或有投水而死之说,然或设言、或反言耳。徐而察之,实未尝真有自沉之意也”。第三,认为投水而死毫无意义,所以说屈原不会投水而死。他说:“临渊自沉,身没名绝,是苟死也,孰谓屈子为之哉?”又说:“苟生固屈子所不为,而苟死尤屈子之所不为也。故曰死有轻于鸿毛,亦有重于泰山。屈子审之久矣。一遭放逐,而遂沉流,何以为屈子。”汪瑗在此也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而只是否定屈原“自投汨罗以死”。他在《楚辞集解》中称赞屈原:“盖楚山川奇,草木奇,故原人奇,志奇又文奇。 ”又说:“屈子之心炳若丹青,昭若日月。”



汪瑗否定屈原“自投汨罗以死”之说,在明清时期受到严厉的批评,如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楚辞集解》说:“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所论,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辟洪兴祖等谓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沉于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于汨罗之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学者关于“屈原否定论”的争论中,汪瑗的观点被日本学者三泽铃尔援引而用以否定屈原存在的依据之一。



游国恩《楚辞论文集·离骚从彭咸为水死辩》(3),可谓主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力作。实质亦是如此。较早的古籍文献——《史记·屈原列传》明确记载“投汨罗以死”,汉代王逸、贾谊、刘向、班固均为此说,古代学人是有据而言的。再说,屈原自己的作品《离骚》,先说“愿依彭咸之遗则”,又说“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除此之外,屈原的投水而死在其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里的“忳郁”、“穷困”就是屈原对其放逐中的心情、生活的陈述。 “宁溘死以流亡”,就是宁愿投水而死。“此态”即指国将危亡,民众艰辛的现状。这些充分说明屈原效彭咸投水而死的决心。不可置疑,屈原是“投汨罗以死” 的。


《史记·屈原列传》曰:“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后人根据《屈原列传》、《楚世家》以及《哀郢》、《怀沙》等所载的内容、有关屈原的史料,进行分析、推论、考证,因此,对于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原由说法各异。


屈原到底是为什么而投江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10种说法:



1、愤世说。此说主要认为屈原痛恨朝政紊乱、世事昏浊而投江。这种说法始于汉代。班固《离骚赞序》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屈原自放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罗,自沉而死。”刘向《新序·节士》云:“屈原疾暗世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另外,从有关史籍和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是极为愤恨朝政不明和世事混浊的,如《怀沙》:“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莫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更为明显的是《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司马迁也将此记载于《屈原列传》,可见,司马迁对于屈原投江原因的看法大约属于此类。



2、殉国说。此说始于汉,盛于清时至今。班固《离骚赞序》云:“国将危亡,忠诚之情……自投汨罗。”宋朱熹《离骚经序》云:“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清王夫之《楚辞·九章通释》之序云:“迨顷襄狂惑,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且弃故都而迁寿春。身之终锢,国之必亡,无馀望矣,决计自沉。”王夫之认为,屈原眼看郢都沦陷,国都已破,于是不忍国亡而投江以殉国。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1)说:“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强的人,而又热爱祖国,……他的自杀必然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逃难,在陈城勉强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受着压迫,一定是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郭沫若是现代屈学中持“殉国”说的主要代表。郭沫若多次申述其“殉国”说。他在1942年撰写的《屈原考》说:“他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祖国,与国家共存亡,这是我们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伟大的原因。”他在《屈原简述》(2)中说:“当楚国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时候,他曾做过一首悼国都的诗,……看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就在这年的五月五日(农历)终于跳进湖南汨罗里自杀了。”他又在《伟大爱国诗人屈原》(3)中说:“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詹安泰《屈原》(4)说:“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贵族中一个最进步的分子,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忠于自己正直的主张,以忘我的精神与一切恶势力斗争到底,最后,他投入长江东边的汨罗江,以身殉国。”游国恩、陆永品也承袭此说。



3、洁身说。此说来源于《渔父》、《离骚》以及《怀沙》、《涉江》等诗篇的诗句。《渔父》有“安能以身之察察,爱之汶汶呼!”、“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离骚》有“伏清白以死直兮”。宋司马光《屈平》诗曰:“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司马迁《屈原列传》也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评说。


潘啸龙在《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5)一文中指出,屈原“为了保持清白峻洁的操守,捍卫自己毕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庄严宣告:‘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恨,怀石自投于汨罗江中——这就是诗人在绝命前的《怀沙》中,对于自己为何沉江所作的愤懑自白。”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6)说:“屈原为什么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这个德,先天得之于我的先祖高阳,我是楚国的宗族。我又有这样的修养,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个人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一点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这是屈原的最高理想。”



4、尸谏说。此说以王之江为代表。他在《屈原之死刍论》(7)一文中认为,楚国“党人”横行,国危濒亡,屈原已被流放之中,无力身谏楚王。但屈原忠心未泯,既无力效忠国与民,也无力促使楚王醒悟,只好采取尸谏之法,投汨罗而死。



5、赐死说。此说以吴郁芳为代表。吴郁芳在《屈原不是自杀的》、《再说屈原不是自杀的》(8)两文中指出,史籍中有许多自沉、自缢、自鸩、自刎者,名为“自杀”,实为诛杀、弑杀、刑杀。而且古代又有“刑不上大夫”之俗规,因此,“大臣有罪,皆自杀 ”,这就是“有赐死而无戮辱”的“优刑”。屈原不仅曾任过三闾大夫,而且还任过仅次于令尹的左徒。屈原的流放,实际是变相的死刑。吴郁芳还说,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曰“流放”、“迁之”皆诛也。变相的死刑即为赐死。



6、谋杀说。此说源起于现代,以1991年《上海采风》第9期刊载的署名为“大可”的《屈原死于谋杀》为代表。该文认为,屈原是做了秘密爱情的牺牲品,他最眷爱和迷恋的“湘夫人”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与郑袖私通而遭流放,楚怀王之子顷襄王继位后,屈原的政敌对其进行谋杀。刺客在汨罗江上乘龙舟追杀屈原,屈原乘另一只龙舟飞快逃跑。最后被刺客装入麻袋投入江中,并说此即为赛龙舟和包粽子之情形。对端午的解释是:“端”就是端正、澄清之意,“午”是“忤”的通假字,“端午”就是澄清谎言的意思。随后,《东南西北》在1991年第12期上又将该全文转载。1999年湖北《三峡晚报》刊载马健的《屈原死因新解》,重弹此调,《旅游导报》第78期也登载过此类“情杀”的文章。此说可谓情调低下,无中生有,粗制滥造。1991年《中国文化报》曾载《屈原不可戏说》一文,批评信口雌黄和哗众取宠的“戏说”,称此是篡改了民间传说,是招摇过市。



7、救主说。亦称“易服救主”说。此说源于湖北秭归一带的民间传说。黄丹《屈原死因新说》(9)一文说,在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屈原遭奸佞中伤后,被楚怀王流放到沅湘荒蛮之地。怀王在秦国死后,顷襄王继位。当时的楚宫已堕落得不成样子,秦军经常犯楚,占领了楚国不少地方,后来又攻破了郢都,并追杀顷襄王。顷襄王非常悔恨,当初不该亲秦,更不甘心楚国近800年的基业毁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罗江一带的屈原,就去找他商议救国大计……秦军闻讯后紧紧追来,在这危急关头,屈原与顷襄王换了衣服,并且在秦军的视线下跳进了汨罗江,秦军眼看着“顷襄王”沉入江中,停止了追杀,从而使顷襄王得以脱险。该文从“易服救主”传说故事的可靠性、“救主说”符合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一贯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阐述。



8、殉道说。郝志达、王锡三在《东方诗魂》(10)一书中提出,屈原的自沉是“以身殉道”,并认为此举是屈原对死亡意识的庄严探索与实践,是屈原人格力量的最后升华。认为屈原坚信道德的力量,相信自己认可的道德标准,世上的人都可以做到,也都应该做到。并指出“以身殉道”具有自身认知的片面性。该著中说:“屈子那种‘以道自任’、‘以道辅势’,大任降于己的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同现实世界的污浊黑暗以及自身认知的片面,使他陷入一种苦痛而无法自拔的思索之中。”又说:“屈子对死亡的抉择,不是他人生的自然归宿,而是他对人生积极探索后的必然选择,是屈子崇高人格的升华与最后的实现。”



当代部分学者认为屈原的“以身殉道”具有一定的缺陷,曲德来《屈原的“乡国之情”、气质和人格新论》(11)认为,屈原追求的所谓“完美人格”,包含“内美”和“修能”两个方面的内容。屈原所称道的“内美”,实质上是把人的价值维系在宗法血缘关系、巫术意识和巫术风习上;“内美”是楚国固有的原始感性文化的标志。屈原强调的“修能”,属于儒家道德伦理,这种意识,把人的价值维系在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上,这是春秋时代理性文化发展的产物。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化观念,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是难以并存的。因此,这种“两难追求”注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和人生悲剧。黄灵庚《论屈原之死》(12)一文说,屈原沉湘自杀,与其说是社会悲剧,毋宁说是他人格缺陷的悲剧。



9、政治悲剧说。冯川在《人文学者的生存方式》(13)第三编《文心臆解·屈原与自恋》中提出,屈原的悲剧,突出地表现为外在的政治思想和内在的道德理想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把个人理想强加给现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屈原非失败不可。成功是屈原内在神性所不能允许的——成功意味着神性的放弃与泯灭,失败则有可能使屈原以其他方式去彰显内在之神性。冷成金在《隐士与解脱》(14)一著中认为,屈原对儒家的观念一直存在两点迷误:一是认为王道美政与现实历史统一;二是认为建功立业是实现人格自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君主与圣人、国家与祖国,是两组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君主是社会秩序的偶然和现实形态,并且仅是外在标记;圣王则是一种文化理想的现实显现,是内在品质的外化;国家只是一个政治意识的人为形态,与美政理想并无必然联系,也无情感意义;而祖国是一个情感概念,是一个民族的情感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绝对的情感意义和无需论证的神圣性。屈原的痛苦就在于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屈原以死追问出了现实国家、君王的真相和意义,彰显了理想与现实的不统一性和现实的荒谬,对人们有极大的警醒作用。



10、殉楚文化说。杨春时在《楚文化的挽歌和屈原的悲剧》(15)一文中认为,楚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实体,战国末期,在以秦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发展的逼迫下,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明显衰落,并且面临着淹灭的危险。屈原作为楚文化的精英,预感到楚文化的危机,而又无力挽救,最终以死殉之,而屈原赋也成为楚文化的挽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屈原赋才达到理性的超越,并具备了深刻的审美意义。同时,故国文化是屈原安身立命的根基,他是吸吮着文化的乳汁成长的,他无法容忍楚文化的淹灭,更不能生存在北方异质文化中。秦国的法家文化崇尚暴力、弃绝仁义,理智冷酷、压抑个性、功利世俗、泯灭信仰。而楚文化则以其血缘亲情、热情和想象、神话和诗意征服了屈原。对楚文化的忠诚热爱超越了对君王的义务,对国家的职责、对宗族的隶属、对故土的乡情,它是屈原生命的全部内涵。屈原赋的写作动机就是抒发忠诚眷恋之情,排遣忧思怨愤之意,表达与楚文化同命运的决心。杨春时指出,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成了一个落后的、最终淹灭的文化的殉道者,屈原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其精神支柱——对天道的信仰崩溃了。他没有把生存的基点置于自由选择上,而是为传统殉葬。



以上十种说法中,广为流传的是“殉国说”,再次是“愤世说”。其他说法未被公认,特别是“谋杀说”中“情杀”的说法,似已超出学术讨论或研究的范畴,可称过眼烟云,无稽之谈。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警惕,不可被戏说迷惑。



关于屈原卒年的时间,史籍文献没有直接的或确切的记载,屈学研究者根据屈原晚年的作品,如《哀郢》、《涉江》、《怀沙》等内容和写作年代,以及相关史料作出考证和推断。因此,在学术界不免会歧议纷呈。主要说法可分为三类十一种。



1、楚怀王时期。这是第一类。认为屈原卒于楚怀王朝后期的,主要以清王懋竑为代表。他在《白田草堂存稿》卷三《书楚辞后》中,推定屈原卒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间,即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304年。这是考定屈原卒年时间最早的一种说法。



2、顷襄王时期。这是第二类。认为屈原卒于顷襄王朝期间的比较多,最早的说法是屈原卒于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最迟的说法是屈原卒于顷襄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69年。其差别达二十七年。这个期间的具体说法主要有九种。一是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主要是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屈原生卒年考》;二是顷襄王十年(公元前289年),主要是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三是顷襄王十一年(公元前288年),主此说的有清林云铭《楚辞灯》、清梁启超《屈原研究》、近人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2)等;四是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公元前286年至公元前283年),主要是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而聂石樵《屈原论稿》(3)推定屈原卒年为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五是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主此说的主要有姜亮夫《楚辞论文集·屈原事迹续考》、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4)等;六是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主要是浦江清《祖国十二诗人·屈原》;七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主此说的有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孙作云《历史教学·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理屈原问题》、陈子展《楚辞直解·屈原传评注》、郑振铎《屈原传》等;八是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主此说的有游国恩《楚辞论文集·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汤炳正《屈赋新探·九章地理管见》、褚斌杰《楚辞要论·诗人屈原研究》(7)等;九是顷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69年),主要是清王夫之《楚辞通释》。



3、考烈王时期。这是第三类。主要是蒋天枢《楚辞新注导论》(10),主张屈原的卒年是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1年),这是考定屈原卒年最晚的一说。与最早的楚怀王二十四年相比较,其差别竟达49年。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屈原卒年时间的考定,基本上集中在顷襄王时期,因此,大多采用的是郭沫若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一说。此说是较确切的。王逸《楚辞章句》注《哀郢》说:“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由此说明《哀郢》是屈原在放逐期间的作品。“哀郢”从字意来解,即哀痛郢都的沦亡。《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这里记述的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郢之事。本已为忧国忧民而被放逐的屈原,目睹国破都亡的惨状,更加无限哀痛,也强化了屈原誓死殉国的决心,在以悲痛的心情创作《怀沙》、《悲回风》等诗作后,便自沉汨罗而死。



关于屈原的卒日,有夏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五月望日(十五日)等说法。流传最普遍的是梁吴均《荆楚岁时记》及梁宗懔《续齐谐记》的五月五日之说。



(唐)文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唐)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唐)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



(清)李静山



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



老舍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屈原的名字跟他的生日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屈原诞生那天,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消散,暖融融的太阳,便早早地爬上伏虎山,给乐平里撤下一片金辉。坐落在香炉评正中的屈氏庄园的屋脊上,升起了袅袅香烟,顷刻化作一道五彩虹霓,一头挂在蓝天,一头插入庄园。乡民们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把屈氏庄园围了个风丝不透。看着看着,乡民们被彩虹的光芒刺的睁不开眼睛,就在这一刹那,虹霓仿佛变成一座天地交通的金桥,一个圆圆的火球从桥上滚滚而下,落在屈氏庄园的房顶上,发出金石之声。霎时金光四散,异香扑鼻,庄园里传出婴儿呱呱坠地的声音。主人伯庸满面春风地走出大门,拱手向乡民们报喜,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屈府有了指望,屈氏家族有了希望。春秋时期,屈氏人物从他们的始祖屈暇开始,经屈重、屈道、屈建、屈荡到屈生,都曾做过楚国的莫敖。莫敖一职在楚国的地位非常显赫,为楚国独设。未设令尹之前,莫敖为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莫敖同设时,莫敖仅次于令尹,约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到了战国时代,楚国不再设莫敖,屈氏人物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不那么显赫了。谁能再现屈氏家族在昔日的辉煌?人们寄希望于这个孩子。


寅年寅月寅日,加上传说中的寅时,好时辰都叫这孩子占尽了。孩子的父亲伯庸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定要给孩子起个漂亮的名字。《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尔雅·释地》说:“广平曰原。”王逸说:“高平曰原。”两种解释意思近似,原与平在意思上的联系非常紧密。按说,这名字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大约是屈原的学名和官名。伯庸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给屈原起了另外的名字屈原在《离骚》中回忆: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先父看见了我有这样的生日,他便替我取下了相应的美名。替我取下的大名是叫着正则,替我取下的别号是叫着灵均。)也许,人们此前并不知道伯庸给屈原还起有别名和表率,直到《离骚》行世后,人们才知道屈原还有正则、灵均的名字,但并没探究这名字的奥秘。直到王逸认为:平与原、正则与灵均是个有机的整体,归纳起来为“平、法、神、调”四个字,即平正可以作为法则者莫过于天;万物生长均衡协调者莫过于地。平正是天的象征,原均是地的象征。伯庸希望儿子名平而效法皓皓青天,字原而弘比泱泱大地,联系屈原诞辰,集天地人三者于一身。而且,寅在十二生肖中属虎,虎是三者的象征,足见屈原不同于凡夫俗子。伯庸望子成龙的心情,多么殷切和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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