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那些事儿(88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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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四百年后,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实在当之无愧。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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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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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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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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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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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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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汉奸?海盗?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

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

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

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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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

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

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惟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惟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

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查私大队长俞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

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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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

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近几百年来,它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

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

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它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

别说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

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

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

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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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今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四五万人,仅此而已。

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掺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贡,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

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

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

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

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

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作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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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乾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乾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乾学决定分出去单干。

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

徐乾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乾学焦头烂额。

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乾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低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

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乾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

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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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本质上看,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但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日本人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领导。

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属。

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只能靠日本人吃饭。

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列明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等等,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

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

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

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发动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

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而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

但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柔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

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

可在仔细考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根本毫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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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思前想后,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从容地告诉他,其实要解决这两个人,并不困难。

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师爷,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

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业贸易额曾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

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

“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

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是的。”徐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缜密的计谋

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但是海禁是历代祖制,我也无能为力。”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

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狡诘的笑容:

“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

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招他上岸商谈。”

“但汪直呆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你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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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汪直下海之后,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她们一套房子。

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释放管饭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怎么让汪直知道呢?

要知道,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却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州、陈可愿,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

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名(诸侯),很明显,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

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

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意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现在带我们去!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

蒋州和陈可愿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引荐下,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

所以当蒋州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

他十分高兴,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评定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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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州和陈可愿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进展得如此顺利,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财神爷来了),比将军大人还威风,看得两位使者目瞪口呆。

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愿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

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作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的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汪直不是三岁小孩,几十年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

就这样,毛海峰带着陈可愿,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

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到达了顶点。

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题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很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我会立刻回国报到。

当然,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条件——开放海禁。

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有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

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作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

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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